以司法整治高利贷要极为慎重

　　民间高利贷案件频发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仅决策层开始担心，司法系统也着了急，有地方法院甚至已经动用刑法来遏制民间高利贷泛滥。

　　近日，四川泸州中院维持了合江县法院对何有仁非法经营罪的判决，判处何有仁有期徒刑7年半，并处没收财产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00余万。

　　泸州中院认定，2005年7月至2010年1月，何有仁在未依法取得《金融许可证》以及任何形式发放贷款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按月息2%-20%不等的利率，先后向12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高息发放贷款669万余元，非法获利300余万元。何有仁违反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8年7月13日通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在5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并据此维持了一审判决。

　　此案已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博士生导师阮齐林指出，“我搞刑法研究这么多年来，还从没听说过个人因为民间借贷，被判非法经营罪的，我们一直认为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都不是刑法调整的范畴。”

　　在我们看来，由于目前国内“以钱炒钱”的民间高利借贷盛行，泸州中院的做法将会制造一个影响力可能极大的司法判例：民间借贷都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作为智库机构，我们认为，这种以司法介入来治理高利贷的做法，虽然对遏制当前的高利贷泛滥有示范作用，但却要极为慎重!弄不好就可能形成对一个合理存在的市场滥用司法的结果。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显然，国家并没有禁止民间借贷，只是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的利息收入不受法律保护，民间高利贷还谈不上犯罪。

　　的确，决策层对民间高利贷波及银行系统也颇为担心，8月份银监会季度会议就曾披露银行系统已经有3万亿资金卷入民间高利贷。但高利贷的风潮还在不断泛滥，9月前半月四大国有银行4200亿存款大搬家也是一个明证。

　　实际上，安邦也一再警示民间高利贷可能引发银行危机和社会危机。在目前看来，这更已不是危言耸听。目前，多方媒体都不断地披露，上市公司、国有银行内部员工、地方官员、慈善机构、众多农村和企业都已在不断卷入民间高利贷，内蒙、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已经发生多起企业家自杀或失踪案件，金额普遍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元，而没有迹象显示这种崩盘的趋势会马上终止。

　　但我们依然认为，泸州判例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司法是继道德之后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堡垒，司法如果被滥用，可能比高利贷泛滥更加可怕。事实上，中国在治理民间高利贷时是曾经杀过人的，但民间高利贷依然时不时卷土重来。显然，治理民间高利贷用堵是行不通的，疏导才是治本之策。

　　安邦一直认为，民间高利贷产生的根源，本质还在于不开放的金融市场导致资金难求。基于金融利润来自于产业的基本原理，企业必然是民间高利贷这副“多米诺骨牌”的首张。而中国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系统，资金市场高度垄断，致使资金供给无法竞争定价。作为多年来金融改革难得出现的成果——小额贷款公司由于机制上的局限性，实际上难以满足近4000万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不得不寻求民间借贷。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持续货币紧缩的当下，中小企业为维持生存，陷入被高利息借贷越勒越紧的境地，不借是死，借了还是死。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高利贷泛滥无疑需要打击和治理，但以司法来整治高利贷则要高度谨慎!因为它可能对本已受政策抑制的民间借贷，再加上一层司法抑制。安邦研究团队认为，治理屡禁不止的民间高利贷，关键还在于开放金融市场，让民间资金从地下金融市场走向阳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