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管制酿就高利贷苦酒

　　高利贷风险节节上升，但人们依然挺而走险。反讽的是，在一个因超发货币而广受诟病的货币体制中，货币本身却成为稀缺资源，一度成为无风险套利工具。

　　高利贷案件频发，说明已经进入高危区，目前以民间金融进入高利贷市场的人是在接最后一棒。

　　主要是低效管制惹的祸。

　　一曰信贷管制

　　信贷管制是紧缩货币的核武器。受到大型企业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全球低息潮的困扰，中国央行既不能加息又不愿意发放保值贴补债券，汇率升值抑制通胀效果有待检验，信贷管制成为紧缩货币的上佳选择。

　　目前对银行的信贷管制已经到达极致，信贷额度被大幅削减，银行的日均存贷比要上报，信贷权上收分行甚至总行。贸易融资类授信被停止，以往被视为大餐的地方平台贷在今年4月也受到控制。在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中，银监会要求所有银行对平台贷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信贷审批权统一上收总行。今年7月，在2011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分析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特别提出要认真处理好铁路系统贷款和公路建设贷款问题，同时也提出要防范“影子银行”业务风险。此后的8月22日下午，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建设银行领导层表示表示“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是控制新增贷款规模，收回支行铁道部贷款审批权”，“建行已经对整个公路投资进行了严格控制，调整风险限额，全部上收支行公路信贷审批权，尤其严控云南地区”。看来，作为银行利基的存贷差将缩小，银行不得不在中间业务收入等方面突围。

　　中小企业是信贷管制直接的、永远的受害者。一旦开始信贷管制，中小企业马上失血，为了缓解资金紧张情况，不惜以高利贷饮鸩止渴，信贷管制培育了肥沃的高利贷需求土壤。笔者曾听温州企业家描述，一些取得银行授信的企业误以为只要有周转的头寸就可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不料银行收回贷款后再不发贷，导致企业处于不借高利贷等死、借高利贷找死的绝境之中。

　　紧缩货币无罪，但紧缩货币以紧缩信贷的方式进行，并且打压的大棒永远打在民企、中小企业的身上，则是计划色彩浓厚的信贷管制之罪。

　　今年4月13日，传说资产高达40亿元的包头巨商金利斌以惨烈的方式自焚身亡，身后留下14多亿元的高利债务，包头部分商业银行、农信社、典当行、担保公司及大量个人卷入其中。这一方式，是民间金融面对金融失血症困顿挣扎的象征。

　　二曰利率管制

　　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率受到严厉管制。经过艰苦的利率改革，利率改革成果局限于实行较小的浮动区间。2004年10月29日，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不再设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对城乡信用社人民币贷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但其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2.3倍。所有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保持不变，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今年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应抓住时机逐步扩大利率浮动区间，而不是一次性完全放松利率管制；应先允许部分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试行市场化定价，限制不达标金融机构的定价权。提出的调控目标包括将贷款利率下限由现行的贷款基准利率0.9倍放宽至0.8倍。

　　改革中如此微小的一步，完全无法成为民间市场利率的标竿。此时，民间高利贷已经如火如荼。目前连大型企业都无法在银行获得平价贷款，中小企业早已进入信贷严冬，市场实际利率节节上升，民间金融链条成为高利贷链条的代名词。

　　不仅五花八门的民间资金进入高利贷市场，连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也溢出常轨，获取高利贷收益。银行觊觎高利贷厚利，纷纷暗度陈仓。今年7月18号《东方早报》发表文章，指出“高利贷资金链频现银行掮客”，直指部分商业银行联手担保公司抽取高额佣金。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民间借贷高峰地区的江浙，少数银行克扣已批下来的短期贷款，与担保公司联手，向急于获得中转资金的企业签订高利息贷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