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丢失了“认真”的品格

　　刚刚过去的7月，我国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超常高发：京沪高铁5天6事故；南京南站顶棚漏水；江苏、福建、浙江、北京连发桥梁坍塌；大连在建隧道塌方；郑州安置房“自粉”脱落；哈尔滨居民楼轰然垮塌；当然，最让人愤懑的，是甬温铁路动车追尾……

　　出现这么多事故，人们可以总结出很多原因：偷工减料、赶工期、质量意识差、管理意识差、长官意志、扭曲的政绩观、腐败、体制，等等。但在总结这些原因的时候，国人是否意识到，在这之上，我们原本有一种品格叫“认真”，现在已经被丢失得差不多了？

　　不知别人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反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当我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免不了会碰上一个“很关心”我的人在我的耳旁提醒说：做事情，不可不认真，不可太认真。

　　不可不认真，就是说，做某件事得像某件事。譬如修一座桥，得像一座桥，建一栋楼，得像一栋楼；我是从事媒体的，如果做一篇批评报道，那就得要有批评的样子，而不能作成了表扬稿。

　　不可太认真，就是说，做某件事，不能只考虑把事情本身做好，尤其是不能只考虑事情本身的完美，而不顾方方面面的牵扯。譬如做一项工程，如果只考虑工程质量本身，企图做出一个百年工程、千年工程来，那你就得考虑怎样达成最好的规划和设计，你要确定最恰当的工期，要请最好的建筑队，要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要保证每一个细节都不出任何的差错，等等。可这样做，你可能在无形中就得罪了人，影响了一些人在这个工程中的利益，甚至会影响到某个人的政治前途，你的行为极有可能会被指责成出风头。你慢慢意识到，在某些人的眼里，质量是重要的，但质量之外的东西更重要。同样的，我在做批评报道的时候，我的领导可能会暗示：要注意把握好尺度，适可而止就行了。于是，在这种暗示下，我不再深入。而如果我不听领导的话，可能从此就被打入冷宫。

　　多少年来，“不可不认真，不可太认真”成了很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在过往处理的诸多事情中，你是否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事情之外？

　　我们来看看诸多社会现实吧：在批量生产大学生的今天，一个毕业生靠抄袭或靠跟导师搞好关系就能通过“论文”关；一个所谓的“茅盾文学奖”，不靠真工夫，靠关系也能评上奖；原以为“院士”是一个够崇高的头衔了，可现在官员、企业主也能轻易成为院士。而在另一面，一些不会“人际关系”的“偏才“、”怪才”往往为环境所不容。在一个社会，当你越认真，可能越被排斥；而当你把精力花在“诗外”，可能能得到更多的资源，那谁还会认真呢？谁还敢认真呢？

　　我禁不住又要拿小学的课文《诺言》来说事了。这篇课文的主人公，一个鼻子上长着雀斑的俄罗斯小男孩，他跟几个大孩子玩游戏，负责当一个“弹药库”的哨兵，并向大孩子中的“元帅”保证坚守岗位。之后，大孩子们再也不见回来，小男孩一个人守到天黑。可即使是守到发哭，他都没有离开。这个男孩的行为，要是出现在今天的中国，旁边的人一定会骂他傻，他的父母也会在心疼他的同时，教育他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守规则的人。我曾经经常无视红绿灯的存在而随意过马路，直到有一次遭了车祸。车祸之后，我再过马路，无论周围视野范围内再怎么看不到车辆，我也不敢闯红灯了。我这样做，一个人时还没有问题，要是结伴而行，就往往会受到同伴的奚落，说我死脑筋，没车也站在那里等。

　　难道死脑筋真的就那么无用吗？可为什么我们了解到的那些遵守规则十分认真、几乎到了刻板地步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却总能制造出世界上最精良的产品出来呢？而我们国家却总在出这样或那样的工程质量安全，或食品质量安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2005年，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学森之问”，温家宝拿着去问了很多人。

　　为什么培养不出呢？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长大，当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信仰，或者说他唯一信仰的就是钱，当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当“认真”的品格需要我们到祖先那里去寻找的时候，我们的时代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