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府“买卖”或就没有强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则关于“动物保护”的宣传语，其实也可以适用于当下的“强拆”话题。

　　在谈论政府“买卖”话题之前，先回忆一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曾讲述过的北京“大望京”村的拆迁故事。1700户住宅的腾退搬迁，仅仅花费了28天的时间。甚至还创造出了“无群体性上访、无强制性腾退、无群众找后账”的“三无”奇迹。

　　“大望京”村的拆迁为何如此“和谐”？看一组数据：当地、当时已完成公开拍卖的土地楼面价为27000元/平方米，当地二手商品房的价格为30000元，而村民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为1700户人家分享50亿元的财富。由此可见，“奇迹”的背后，实际上是拆迁补偿的相对公平。

　　但假设一下，如果当地村民拿到的补偿款不是50亿，而是5亿，或者更少，如果他们拿到手的补偿款不是可以让他们“开着宝马去干‘黑车’活”，而是勉强解决温饱问题，他们还会这样“幸福”么?

　　更多的事实在验证着这样的假设。一些政府以相对低价从百姓手中获得土地，再以相对高价出让土地，这一进一出之间，巨额的差价成了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并成为政府收入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所有的拆迁，都是利益的博弈。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秉承公共服务之精神，保护并尊重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不与民争利。但当政府主导拆迁工作并允许它有利可图时，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就变成利益对抗的两极了。

　　政府与民争利的内在动力表现在：一方面，是让人垂涎三尺、难以割舍的巨额土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拆迁背后，不管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建设，或是公共设施建设，其所带来的“旧貌换新颜”、GDP数字的增长，都是政府官员们的可观政绩。从无数被查处的贪腐案件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因土地利益而走向堕落的轨迹。

　　马克思有句耳熟能详的话，说资本“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让政府、或者让某些官员看到了“利润”，甚至看到了数倍的“利润”，而相比于一般的市场角色，他们手中还握有权力、可以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甚至国家机器，其后果不是显而易见的么？但为利益故，“强拆”又算得了什么？至于唐福珍式的自焚悲剧，那注定只能是苍白无力的控诉了。鉴于强拆带来的民怨沸腾，国务院于今年1月出台条例，明令禁止行政机关参与强制拆迁。然而在近日，广州市出台《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草案）》，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城管“进入违法建设现场或者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维护查处违法建设执法秩序”。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剪不断、理还乱，是利益。为了利益，就算道德再高尚的国家，也会存在卖淫嫖娼的现象，就算法治再健全的社会，也可能会有人贩卖毒品，别说我们尚处在法治并不健全的状况下，更别说我们已然千疮百孔的道德体系。因此，要想避免强拆悲剧重演，除了提升道德、完善法治外，更现实的方法是，管住政府获利的“冲动”，让政府退出利益“买卖”。

　　如果政府退出了土地“买卖”，不再以获利为追求，把一切获利行为交给市场，它只以公平为原则，监督市场行为，那哪儿还会有强拆的悲剧上演呢？当然，如何斩断政府伸向“土地财政”的手，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