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城市化及其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持续快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奇迹”。在中国，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创造了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乡镇集体经济，即 “苏南模式”，它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耿车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江苏乡镇企业产值最高时占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二”。按照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奇迹”还是“苏南模式”，这种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实质是经济结构快速变迁的结果。城市化是与地区经济现代化相关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本文研究“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以此管窥、理解和揭示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个侧面。

苏南地区 网络配图

　　一、人口迁移城市化的简单理论回顾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变化了，即城市化的进程。”这一定义以城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城市化通常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联系，城市化基本上是指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到城市就业。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分别建立模型解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人口转移配置情况。这两个模型都把二元经济的发展历程描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而传统农业部门逐步缩小的过程，而且都认为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向储蓄阶层倾斜，使现代部门迅速积累资本并从传统部门不断吸收劳动力和经济剩余而实现，区别只在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劳动力以外，还提供剩余产品。因此，该模型指出：在鼓励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业。拉美、南亚、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追随发达国家走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的道路，结果导致城市人口激增，交通、粮食、能源供应全面紧张，拥挤、污染、城市贫民窟等弊病丛生的“过度城市化”。

　　为了解答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托达罗等于1970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人口流动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在城市失业条件下，劳动力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现象。托达罗模型认为：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受预期收入的影响。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大大高于农村收入，所以即使城市失业率很高，农村劳动力也有可能愿意向城市迁移。当城市与农村的预期收入相等时，人口流动达到均衡。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要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必须改变偏向城市的做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仅农村贫困，城市也不富裕，城市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其有限。向储蓄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反而加剧业已存在的贫富悬殊，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化与对立。我国如果靠现有城市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由此会产生比在其它国家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城市病”，而且会因生产要素过度流失而再度出现农业的凋敝和萎缩。

　　在中国，过去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削弱了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单一的政府投资建城的建设方式限制了城市的更快发展；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制造了森严的城乡壁垒，阻断了乡-城人口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中国的现状表明，已有的二元结构下人口迁移的城市化理论相对准确地反映了后发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特点，但在应用理论时仍然困难重重；尽管托达罗模型得出重视农村经济的结论富含启示，但对于国情各别的发展中国家，依然不易由此产生具体有效的对策；推进中国城乡分治条件下的城市化，需要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