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文脉理念

　　上世纪80年代，文脉主义的理念传到中国后，得到热烈的响应。之前，在一个有着悠久的建筑文化传统的国度，其现代化的历程却起步于“五四运动”式的对自身文化的怀疑，也起步于一穷二白贫弱的经济力量。这使得建筑文化不能成为解决新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在此期间，对旧文化的热忱虽然没有间断，但在意识上，把古典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的符号，把大屋顶作为浪费的典型也一直是主流思想。因此，当下的建筑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不仅仅是割裂关系，还是否定关系。

　　当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出现成效之时，发展物质文明的内容从物质生产转移为物质消费，并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连接起来，于是有了文化消费的理念，文脉主义的传播有了温床。

　　在上世纪的整个80年代中，有价值的建筑理念也许只有文脉主义。我们这代建筑师的启蒙阶段恰是在这个时期。当我们不懂得技术时，却率先“懂”了文化，并且学会了如何用没有技术含金量的方式去图解文化和照顾文脉，并因此产生有意味的形式。例如，如何用周边建筑的檐口线、窗口线、层高线来制造立面，如何用环境的材料来拼接立面，如何用新旧元素的穿插来丰富立面。过多的力量着重于构图，而不是技术。显然，建成品不会令人满意。即使在有高技术水准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也是昙花一现。

　　当这种舞台布景式的手法遭到现实的嘲笑时，纯正的古典主义又有机会回潮。在中国，大屋顶技术一直在发展，并与时俱进地与混凝土技术和结构规范结合起来。当不纯的文化拼贴有些搞笑时，文脉主义青睐于“纯”屋顶，“夺回古都风貌”运动成为这个阶段的典型，并最终成为笑柄。文脉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的庸俗化使其在上世纪90年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当然，文脉主义的思想要与后现代主义时期文脉主义的手法区分开来。文脉理念并没有什么罪过，并会是处理有文脉地段问题时永远的幽灵。这其中，“弱建筑”并不指建筑的形式表现是无力的和无个性的，更不是去否定其出场时的某一种强势姿态，而是指它被创造时的使命是用一种弱势的角色来完成整个场景构成的宏大力量。在北京白云观珍宝花园的设计中，我们便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思想。

　　位于北京旧城西南角的白云观虽然不大，但从它是中国道教协会的总部所在地可以看出，其在道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白云观的春节庙会是北京最重要的庙会之一，也足可见白云观在市井生活中的地位。

　　作为一个笃信当代文化，并要创造当代文化的事务所，在处理文脉问题时，我们看不到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脉主义手法有任何的希望，但我们坚信当下的设计理念和手法是能够解决文脉问题的。这是一种“强势”出场。我们意识到每年只在春节庙会一旺的白云观，在当前的城市文化中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如果用复古的形态来延续这里所谓的文脉，只会为之奄奄一息送上最后的祷文，并使新的建设成为其殉葬品，这换来的将是城市文化的窒息和经济的损失。如果白云观仍然被视为主体，而其周边的建设只是画框的话，无论画框的分量大小，只要主次关系清晰，画的价值最终会不贬反升。有了这个朴素的理解，我们的设计定位就不是去做堂吉歌德式的挑战，而是有挑战性地将文脉思想在新时期的技术和理念层面上进行解释，并本质上区别于那些自私的自我表现。这也使我们最终获得了文物部门和规划部门的赞成票。

　　我们把已有的文脉定义为“强”，而新添的笔触表现为“弱”。“弱”的第一出发点是指新的部分在基因上与旧的部分是一致的，在气势上是顺从于旧的。

　　文脉是建筑学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今天大变革的社会条件下，文脉更是一个颇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在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旧文脉为参照系去发展新城市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文脉主义被冷落一段时间的原因。在一个建设是基于拆迁的时代，更多的情形是以新文脉为参照系，旧建筑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入新体系中，只能面临枯萎的窘地。此外，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新文脉必然也要求有旧文脉的补充，否则会很乏味。因此，用一种有挑战性的手法去处理新旧之间的关系，焕发出旧建筑的能量，是十分紧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