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丛＋魏民：我们更加工程

文记者人物摄影刘玄 　　 　　房子，炫的毕竟少 　　 　　如不少事务所合伙人的私人关系，乔丛和魏民是天津大学时期的同学。而和不少事务所只做方案设计不大一样的，两人关注的是工程整体设计。这是两个在盖房子的建筑师。 　　 　　“以前也想过只做前期，但从我们这个团队一开始就想持续地做整个工程的建筑设计，如果只做方案就担心有可能越做越‘飘’——只想炫的，少落地。”乔丛对此解释。 　　 　　在一般人的眼中，建筑师的气质更多表现在富有艺术的思辨上，即几乎所有层面的东西都被艺术地表达了，乔丛和魏明这对组合，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与此相去甚远。 　　 　　“从市场来看，我们建造的大部分项目还是老百姓需要的，适用、经济和美观，这是目前建筑师仍然要做的功课。”乔丛说。对盖里、库哈斯、扎哈•哈迪德等作品的需求，毕竟只是少数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满足。再和中国很多私人设计事务所相区别，乔丛和魏民与此的针对性不同，“要盖成房子，方方面面的事儿都得过一遍，我们还是比较保守，运作上比较传统。” 　　 　　乔丛和魏民的工作室，确切地说是以一个设计院设计所的形式面向市场的，结构、水、暖、电部门全有，这种传统模式在他们看来更适合工作室目前的发展阶段，因为大型设计院适合做单专业工作室，后者有很好的平台和技术支撑。如果不想只做方案设计，乔、魏认为还是自己目前的状态合适。哪个发展的模式更先进，现在还不好定论。“从大型商业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发展来看，到一定时期，内部必定会剥离出专业工作室来。专业完备，你才能保证做的是工程。”乔丛说。 　　 　　“我们更加工程一些，因为做的工程多。”外表具有艺术倾向的魏民更加认同这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赶上了好多事情，从理想化阶段到商品社会，我们也在跟着转型。”魏民认为他们这家工作室和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所有的工作、方式、思维都要跟着这个转型的社会走，必要时强迫自己适应这个社会。 　　 　　把建筑当成艺术来处理，在他们这个工作室，只是偶尔的行为。“更多的，我们做的还是产品，要能卖得出去。”魏民说。“其实，作为建筑师，大家都希望有创意的空间，但前提是满足市场后才有可能。项目自身的矛盾解决后，余地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很多时候余地已经很小了。也有些情况是把一些相互冲突的目标统筹地解决,也会很有成就感。”乔丛毋庸讳言他们的项目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况。 　　 　　慎重设计—— 　　 　　和宏大的建筑理想无关 　　 　　从2000年开始，乔丛和魏民合伙，他们同样经历着中国建筑行业的高潮时期。“的确，这个时期大家很忙碌，忙碌得顾不上理想。”乔丛说。对此，魏民的感受是，如果把建筑设计只当成爱好，你可以随意思考，随意落笔，这时的心态是放松的，玩玩就好。但如果要把它拿给甲方，使其得到认可并落成，就不是玩玩的事了，估计建筑师要把方案一次次改得自己恶心了，也不见得达到各方面的满意。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乔丛和魏民工作室的项目大多是处于二线城市的住宅，尽管和中国的一线城市房价差距甚大，但相比较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建筑师设计图里很难找的这么一笔——100平方米的房子——对每个家庭而言，付出的都可能是毕生的积蓄,而且承载了他们美好生活的期望。建筑师所谓的自我实现，都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乔丛和魏民都说，一想到这里，压力就非常大。“那种宏大的建筑理想和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魏民说，“如果我们脱离了现在的这些工作谈建筑理想——建筑的造型、建筑的品位、建筑的内蕴，空的。再说，建筑师不可能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碰到一个什么现实都不讲的建筑。” 　　 　　市场决定了建筑的趣味，建筑师要满足既定的趣味。“也许在20年后，中国可能出现某种建筑设计类型化的趋势，以供市场选择。”乔丛所说的这种趋势，是一个带有建筑师个人风格标签的建筑种类，如果有真正能超然于很多现实问题的建筑师或者团体，要么在话语权方面强势，要么自有别的生计办法,同时还必须获得很强大的技术团队支持。这样的建筑师，现在有，很少。 　　 　　“现在大部分建筑师团体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魏民说，如果大家都没有生存压力的话，谁都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设计。魏民曾遇到一位来自美国某大学的教授，70多岁带着自己的学生来中国做项目——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会所，“做得非常好，一个非常规的结构都实现了，但是设计费只收了很少。这些钱可能买机票都不够，他就是希望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至于设计费能拿到多少，已经不是他所关心的。”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因为，乔丛和魏民所做的项目很大部分是为开发商提供服务的。“作为建筑师，其实我们也没有给自己定位。我们为只能买得起50平方米房子的老百姓设计，也为住得起1500平方米豪宅的富人设计。”站在市场的前沿，为任何人群服务，“任何设计都能作，甲方是谁，没有关系”。 　　 　　在工作室的前期，两位建筑师做过一些学校的设计，魏民称那些设计是相对单纯的设计，更多考虑的是空间和人的感受。现在选择住宅的设计，魏民说同样会有成就感，从前期策划到业主入住，再到更多的开发商因为你的设计而再次邀请你来设计。而社会也会对建筑师有一个评价，选择了就是一种认可，从某种层面来说它也是建筑师的一种自我实现，并不是建筑师只能在宏大的公共建筑上实现自我价值。 　　 　　设计住宅的建筑师，要面对的是普通的千千万万的个体，要满足的是千千万万的不同需求，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千千万万人的问题，因此这样的建筑师更加现实，对待设计更加谨慎。 　　 　　设计就是一个 　　 　　平衡各方利益的器具 　　 　　面对复杂的需求，建筑师要不断提升自身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市场在变化，自己也在变化，在矛盾中解决矛盾。”乔丛说。中国的城市变化太快，很多的昨天的东西今天就已经不大适合了，这也让建筑师时常置身于矛盾之中，如何把握是个考验。“游戏规则稍微一动，玩法就要全变”，这就是市场中的设计，“除非你松松垮垮地做这个事情，但住宅的设计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神经崩到极限的事情。从职业道德上来说，我们要为开发商负责，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政府的规划有红线，技术本身也有它的规律。建筑师的设计就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器具。”但这种平衡很难被做到精确，建筑师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建筑师的道德责任感、职业以及社会操守如何界定，也是值得探索的命题。 　　 　　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直面市场的建筑师，时常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住宅是中国现如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设计住宅的建筑师也是站在风口浪尖上。乔丛和魏民——在政治问题上，按照常规，建筑师应该是置身其外的——也曾因项目的日照问题和项目所在地的居民见面。“规划也批了，当地的住户就觉得他们的房子和新楼盘离得很近，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因此，当地政府组织规划局、设计院、开发商、街道办事处人员和居民见面交流，包括建筑师乔丛和魏民。 　　 　　“我们向居民展示日照的计算，表明目前的日照是符合规范的，结果遭到攻击。”乔丛说，“类似被软禁，原因是他们对任何人说的话都没有了信任感。”“住宅的问题真的很复杂，牵扯到各方利益，所以说做这样的设计要求更加苛严，建筑师不能有半点不专业，态度也不能有半点不认真。”魏民认为，老百姓是个弱势群体，建筑师的最终服务对象还是他们，为他们所做的设计要更加实际。 　　 　　“其实，一直希望不要让太多的其他事情使我们分心，我们只想更多地做实际的事情。”魏民说这也是他和乔丛这样的建筑师的特征，“我们放弃只做方案设计，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开发商也不认可这种设计模式，有历史的原因。市场需要培育，而我们在10年前就开始做完整的工程设计，做到房子盖起来、卖出去。现在我们还在这么做，还不想改变，因为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现在的做法。如果以后有改变的话，那也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我们的设计会更加全面和持续，包括更开放的前期工作和主动的工程后续服务，成为完整的设计体系。”乔、魏一致认同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