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建筑：何以在场

左起：徐千禾、刘宏伟、钟文凯 人物摄影 刘玄 钟文凯，本科学习阶段就去了美国。刘宏伟，内地大学毕业后出国。徐千禾，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建筑师。在纽约，3个人先后相遇，各自在不同的事务所供职。“建筑师是对环境比较敏感的人。”徐千禾用这句话概括了3个人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缘由。 不可分说的个人意愿 　　2005年的时候，徐千禾还在纽约。多年来，在纽约的中国建筑师时常聚会，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因此徐千禾、刘宏伟、钟文凯3个人相熟。“那时候，我想离开纽约，可能作为建筑师在那里对业务已经太熟练了。”那种熟练让徐千禾看到了自己30年后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自己还年轻”，所以他要作个选择。“但去哪里好，还没有决定。回台湾吗？”徐千禾犹豫不决。 “你也能从其他人的状态看到自己40岁、50岁甚至更老的时候的生活。”刘宏伟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变给人的压迫。当时，他和钟文凯已经在纽约注册了事务所——SPACEWORK Architects。那个时候，曾经客居在国外的一批中国建筑师已经回国，包括非常建筑、马达斯班、都市实践等在中国建筑设计行业颇有影响力的事务所主持人。 “回来不完全是个人意愿的选择，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钟文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在本科尚未读完就去了美国赖斯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的上辈人，在去了美国后很少有人还想再回来，当时那里的环境对他们的生活、事业来说更好。而到了我们这代人，国家的发展速度很快，和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能提供给想做点事情的人的机会更多，因此渴望回家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很早就想出国，但钟文凯说从内心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永远地留在那里。 　　2004年、2005年，刘宏伟和钟文凯先后回国。“本来就是要回来的”，回来后一无所有。尽管刚开始做的都是些非正式的设计，但有几个居然都成了。 　　对于1995年离开台北、在纽约居留了10年的徐千禾而言，生活又进入到一种漂泊的状态。来北京前，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城市。“北京是个蛮特别的地方，对我而言，非常喜欢这样的改变。”因此，3个人在2006年一起组建了在场建筑。 “在场建筑这个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对待建筑的立场。”钟文凯说。 开始一个历程 　　建筑何以在场？“建筑是营造场所的艺术。”即使经历过东西方两个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在场建筑的3位合伙人一直坚持认为，“每个建筑师的关注点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建筑物的地点和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的意义最终必须通过建筑物的物质存在来实现，包括使用功能的合理，对场地和气候的回应，对空间、光线、材料以及质感的关注，还有对建造质量和细部的追求。” 　　美国的建筑市场和中国的截然不同。在场建筑的合伙人都是在美国从业多年后回到中国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在中国复制美国式的建筑”，在场建筑合伙人决心从头开始，“将要开始一个充满挑战的历程”。 　　3个人在美国所经历的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建筑行业，无论建筑师还是其他专业的工作人员，权责分明、清晰；在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常态是甲方只能提出一个含糊的意愿。在美国，建筑师要做的，常常被很清楚地告知，因此他们必须努力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中国，建筑师必须和甲方一同构想建筑物在未来的使用需求、揣摩市场，他们要一起经历一个建筑诞生的完整过程，而这样的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西方国家对任务书的严格要求，从某种程度上对建筑师来说，似乎不总是个好事情。曾经有不少的人抱怨纽约在近几年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好房子，原因是开发商把每一英寸的面积都转化成了利润，他们的严格计算已经蚕食了建筑师的创作空间。“话说回来，这种方式的背后有其理性的一面。在中国，则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建筑形象的片面追求优先于使用功能的合理，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钟文凯说。 　　无论拿两个国家作怎样的比较，都无法定论利弊，因为在任何国度、任何时期，金钱和时间对于建筑的生产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总有一些建筑师对于建筑本源的探求是真诚的。徐千禾认为，归根结底，建筑师要强调的是专业的合作，所有的专业到位，才会出现高品质的房子。 “实际上，有很多的建筑师认为现在的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和可供发挥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一些甲方甘冒风险的态度，使建筑师似乎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钟文凯说，“但另一方面，经验的缺乏和条件的宽松在某些时候却使得建筑设计误入歧途。”无疑，中国的建筑现状的确为建筑师提供了无以伦比的机遇和挑战，但缺失的专业策划、管理和运作过程也导致了无数令人失望的案例以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怪现象。 　　所以，在场建筑在中国的开始，的确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尚未成熟但已在快速成长的市场，它的复杂性和单纯性一样令建筑师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