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陕西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县域基础

　　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陕西省委、省政府也将发展成果共享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更加重视民生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明确提出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以及“关中创新发展，陕北持续发展，陕南循环发展”的区域发展新理念。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地域特色鲜明，功能完备；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诸个环节，涵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门类。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点，又是串接城乡文明、增进城乡沟通的重要纽带。

　　陕西省有88%的土地和64%的人口分布在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县域经济是地方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县域经济更是统筹城乡的操作平台。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发展质量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关系到县域人口的收入增长和福利增进。因此，国民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县域经济。

　　陕西作为后发展省区，城镇化水平不高，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整体发展不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尤其突出。把保护和优化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把就业优先和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作为发展的重要目的，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优化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科学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国民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薄弱环节也在县域经济。相较于都市经济而言，县域经济是弱势经济。县域贫困人口比重大，自身消费能力弱，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水平低，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资本、企业家才能、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特别是高水平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体系不够健全。作为欠发达板块，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加快发展的压力较大。

　　为了加快发展步伐，一些县区不惜引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项目，资源粗放利用，环境污染严重，甚至损害了人民赖以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侵害人民健康；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和土地城镇化现象，基础设施不配套或配套水平低，特别是外来人口及其子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基本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根本消除，某些县域甚至存在着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倾向；陕北一些能源矿产资源优势突出的县域重化工业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本地居民就业岗位增加以及收入提高步伐缓慢，资源红利未能很好地惠及人民；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大市场，特别是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饮食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县域经济既面临总体发展水平不足的突出问题，更面临着发展模式粗放、发展质量不高的长期问题。

　　此外，具体到陕西省，县域经济还面临着诸多困难。诸如：农业发展效率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后等问题。而且，县域发展环境问题突出。就外部环境而言，在金融支持方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同程度从农村撤出，县域范围资金大多呈净流出状态。就内部环境而言，“三乱”久治不愈，导致地企矛盾滋长并不断恶化，成为阻碍县域经济发展进程的一大顽疾。

　　无论从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还是从县域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都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培育和做强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经济发展主体，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调控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科学化；既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将经济增长从片面追求GDP转向就业优先的道路上来，又需要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确保收入合理分配；既需要充分利用本县资源，发挥本县人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又需要不断扩大开放合作，强化资源引入，实现借力发展；既需要积极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又需要切实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形成城乡之间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既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也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网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更大的资金、人力和文化投入，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陕西县域经济》主编）